考古所见盆盆罐罐的背后

　　在我国很多考古发掘中，发现数量最多的恐怕就是那些“破破烂烂”的陶片了。这些古人丢弃的生活垃圾，在普通人眼中价值不高，却被考古学家视为珍宝，整天摸来摸去，爱不释手。更有趣的是他们竟然还能用这些“破烂”来研究历史和文化，做出高大上的学问来，实在是不可思议。这些盆盆罐罐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信息，其原理是什么样的，它对研究历史和文化到底有没有作用，有着什么样的作用，以及怎样把它们所隐藏的信息发掘出来等等，恐怕很多人并不十分理解。

　　“神秘面纱”的背后

　　在公众眼里，把陶片和学问联系起来，似乎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好像戴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其原因是很多信息并没有写在陶器的表面，而是“隐身”于其后。

　　划时代的“大发明”

　　陶器虽然没有玻璃器光鲜亮丽，没有瓷器端庄大气，更没有金银器豪华贵重，但在2万多年前却是人类的一项重大发明。

　　在人类三四百万年的历史长河中，绝大部分时间生计模式都是渔猎采集，只有最后一万多年才转为以农业为主的生产生活。在农业出现以前的原始社会中，人类的食物来源主要有两种，一种为动物食品，一种为植物食品。动物食品可以烧着吃，可以烤着吃，不需要什么容器。但有些晒干了的植物种子，如野生的粟、黍、稻等，是不能直接用烧烤的方法食用的，必须要用容器加水进行蒸煮后才能食用。正是为了解决怎样吃这些植物种子的问题，人类才发明了陶容器。目前，我国年代最早的陶容器出土于旧石器时代末期的湖南道县玉蟾岩和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距今约2万一1.8万年，但当时的食物仍然以肉食为主，所以陶器的种类和数量都比较少。直到距今约1万年前后，陶器才得到大规模普及，形成各种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此，陶器的发明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即人类正式进入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使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同时也是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

　　植物采集促进了陶器的发明，陶器的发明反过来也促进了农业的普及和发展。农业的发展不仅保证了人类稳定充足的食物来源，而且还出现了剩余，从而促进了社会分工，促进了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的分化，最终促进了国家和文明的产生。因此，陶器发明的意义绝不亚于历史上铜器、铁器乃至近现代蒸汽机、电气化、汽车、电脑等的出现，它是一项划时代的重大发明。

　　陶器的发明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即人类正式进入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使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同时也是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

　　风俗习惯的“记录本”

　　对于处于不同地域的人来说，制作和使用什么样的陶器其实是一种习惯和习俗。比如鼎、扁、罐虽都是炊器，但时间空间的分布却有差别。在龙山时代，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习惯用鼎，山西陕西一带喜欢用扁，河南大部分地区经常用罐。二里头时代，下七垣文化的人习惯用扁，二里头文化的人则习惯用罐。在二里岗时代，统一性加强，中原大部分地区以使用扁为主。又比如饮酒习俗，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居民的此种习俗不是很清楚，除了一些明显受大汶口文化影响的酒器外，其固有的饮酒器具并不明确，很可能是一器多用，如用吃饭的碗和钵来喝酒。东方大坟口文化居民比较讲究，用专门的壶盛酒，用专门的觚分酒，用专门的鬶、盉温酒，用专门的杯饮酒。这种饮酒习俗为中原夏、商、周三代贵族所吸收并继承。因此从民俗上讲，不同的陶器及其组合往往代表着人们不同的饮食风俗，是饮食习惯的物质载体，是风俗习惯的“记录本”。

　　社会生活的“承载体”

　　陶器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承载体”，记载着许许多多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至少可以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陶器能部分反映族群变迁的情况。如前所述，陶器能反映人群饮食风俗的情况。我们知道，很多族群由于生活在同一地域，长期相互影响而形成相对稳定的共同的饮食习惯。如果一个族群全部或部分向外地迁徙，其固有的饮食习惯并不会立即改变，而会保留延续一段时间，也就会把这种习惯带到一个新的地区。基于此理，我们可以通过陶器来研究一个地区族群变迁的情况。

　　第二，陶器能部分反映文化交流的情况。不同地域、国家、民族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交流和联系。陶器也是文化交流的一个方面。它可以通过交换、贸易、馈赠、赔偿等等方式互相传播。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地区是否存在周边其他地区的陶器来研究他们之间的文化交流情况。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基本上在各个时期，各地考古学文化中都会不同程度存在其他地区的陶器文化因素。

　　第三，陶器能部分反映王朝更替的情况。文化的更替经常伴随着王朝的更替而发生。如在龙山文化末期，发生了二里头文化对各地龙山文化取代的现象;在二里头文化末期，发生了大规模被二里岗文化取代的现象;在殷墟文化末期发生了大规模被西周文化取代的现象。基于殷墟文化为商代晚期文化的认识，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夏、商、周三代的王朝更替。又如在西周时期，由于王朝初立，各地方文化面貌比较接近，显示了王朝中央对地方控制力较强的局面，但到春秋战国时期，各地文化的地方特色越来越强烈，也同样显示了周王室逐渐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

　　第四，陶器能部分反映思想发展的情况。每一类事物的存在都不能孤立于其所存在的社会，陶器也一样。如西周时期实行严格的宗法礼制制度，“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周王、各诸侯国君、士大夫等使用礼器都有严格的规定，即“列鼎制度”。所以从西周至春秋早期之时，一般墓葬随葬的陶器组合均为鬲、盂、豆、罐等普通的生活用陶器。但西周中期之后，“礼崩乐坏”的局面开始出现，诸侯国君开始僭越称“王”，其墓葬中的礼器也开始出现僭越，普通老百姓的墓葬中的陶器组合也开始出现变化，出现了鼎、豆、壶等陶礼器组合，礼下了庶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西汉中期前后，随着汉代推行“黄老之学”以及重视生活的道教的产生而结束，墓葬中的陶器组合开始以仓、灶、井等生活类陶明器为主。到东汉时期，随着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随葬品又开始出现陶猪、狗、羊等家畜及其圈舍、陶仓楼以及反映地主生活的陶乐舞杂戏等模型。因此，陶器也是社会观念发展演变的部分反映和写照。

　　“法宝神器”的作用

　　陶器是我国考古学研究的特色。很多考古学的问题都是从“摸陶片”开始的，所以它也是考古研究的“法宝神器”。

　　文化面貌的“脸谱”

　　考古学文化主要是以各种遗迹和遗物的物质形式表现出来。在各种物质遗存中，陶器无疑是最丰富、最富特色的一种。

　　陶器的生产不像玉石器制造，可以不受原料来源的限制随地生产，也不像玉石器、青铜器那么坚固适合长距离输送，所以它更具有地方性。尤其是在新石器时代，各地陶器的面貌虽然具有一定的时代总体特点，但差别是主要的。不同空间时间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差异表现最突出的是陶器。如在持续将近2000年的仰韶时期，中原地区的陶器始终以小口尖底瓶和彩陶为主要特色，燕山南北的北方地区则以“之”纹和筒形罐为主要特色，黄河下游一带以三足鼎和三足鬶为主要特色，长江中游地区以长腹罐、斜腹杯、折腹壶形器为特点，长江下游地区则以鱼鳍形足的鼎和竹节形的豆为特色。各地方考古学文化各式各样的陶器和陶器组合，犹如戏剧舞台上各种角色的“脸谱”,是区别它们的重要标志。

　　文化发展的“日历”

　　任何一种技术产品，都有其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烙上各个时代的印记。这些印记是我们反过来认识其年代的依据。比如汽车，1556年第一辆汽车仅仅是一辆人力车和一台内燃机的结合，形状和功能都比较简单，具有原始性，但随着技术不断改进和审美观念的不断变化，汽车从功能到形状都在随之改变，一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停止改进和变化的步伐。汽车每一次外形改变和每一项功能的改进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发生的。也就是说每一次改变都会对应一个时间，变化和时间是有逻辑联系的，按这一逻辑，不仅能够从时间找到变化，也能反过来从变化找到时间。

　　汽车如此，其他产品如电脑、手机等也是如此，陶器作为人类社会的一项重要发明和技术产品，也不例外。其产生、发展、演变也都有其时间顺序，而且由于陶器易碎，使用寿命短，人们在不断重复着制造、使用和丢弃的过程，每一次制造都会有其年代信息，反过来从陶器来反推时间，其年代信息更加丰富。陶器上没有明确的纪年数字，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其外形的变化并结合其所在地层的早晚关系排出相对年代序列。这就是后面我们要说的陶器类型学的方法。

　　考古发现的石器、玉器、骨器、青铜器、瓷器等也都属于技术产品，也能反映其年代信息，但它们大多比陶器坚固耐用，使我们很难断定哪一款产品属于年代精确的标型器。骨角器虽然使用寿命比较短，但它属于半自然半人为的加工品，其形状不能划一，在进行类型学分析时，不易把握。而陶器不同，它属于完全的人工制品，其形状是根据人的需要并结合一定的制作思想而设计的，在进行比较分析时容易把握;再者陶器易碎，使用寿命短，即使正常的使用一般也不会超过十年，在地层学中一般不会出现制作年代早的陶器出现在晚期地层的情况，我们以此进行的考古分期经常能经得住地层学的验证。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的检验，运用陶器类型学进行的分期，其年代可以精确到50年以内。一般考古学家只要看看陶片，就可以大致找到其相应的历史年代，从这层意义上来说，陶器可以称为文化发展的“时钟”或“日历”，是考古学文化分期断代的“法宝”和“神器”。